明清时期，科举考场频频出现的“关节条子”是最时髦的作弊手段，一度有取代夹带、枪替等作弊手段的趋势。

“关节条子”就是有钱有势的人与考官约定在试卷的某处用一些字眼作记号，并把这些字眼写在条子上交给考官，考官在阅卷时特意留心，凭着条子上的字眼一一对照，完全吻合者就是要录取的考生。当然，考官能如此俯首帖耳地为考生服务，是因为考生在条子上标明了事后给考官的辛苦费。

清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手段更是风靡科场。每逢科考，考生们四处奔波，挖门子、找路子，辗转相托，想方设法与考官搭上关系、递上条子。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一时期，不仅考生以递不上条子为憾，考官也以收不到条子为耻。据清代笔记载，考官欣然接受条子，甚至主动索要，或为收拢门生，扩大政治势力，或为了满足虚荣心，似乎收的条子越多，自己的威望就越高，权势就越大。结果，自然是“此风已久，昌言无忌，恬不为怪”，科场风气糜烂不堪。

四人的会审团组成后，为保证审讯的顺利进行，咸丰帝还专门传谕主考官柏葰:如果平龄真有舞弊行为，自然要依律惩处，如果无罪，也自有公论。在问题没有查清之前，你只管照旧工作，不必担心，另外为避免议论，你暂且不用入朝觐见。

这一番话软中带硬，绵里藏针，既是安抚又是威慑，可见皇帝查办此案的决心。会审团很快查清，平龄并非优伶，只是平素喜欢曲艺，与那些职业优伶有着本质的不同，其得中举人，并无不妥之处。但重要的是，平龄的朱卷和墨卷不相符合。

墨卷是考生在考场内用墨笔缮写的考卷。科举取士中，为防止考官通过字迹舞弊，北宋时就采用了密封、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交上试卷后，工作人员就将考生姓名糊起来，让人用红色笔誊抄一遍，让阅卷官披阅朱卷。为了保证试卷的真实性，在誊抄过程中，要求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即便墨卷中出现错字、别字甚至涂抹，也必须完全照抄。誊抄后还有一道程序—对读，其目的就是核对朱卷和墨卷是否完全一致。

会审团调阅了平龄的墨卷和朱卷，经过仔细对照，发现其墨卷中的七个错别字在朱卷上都被改正过来。一张卷子就出现了七个错别字，如此低劣的水平，怎么还能被录为举人呢？

会审团抓住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查究，从誊抄人员到对读人员，又到同考官（同考官是协同主考官阅卷的考官，对试卷进行第一次披阅，进行遴选，看到好的考生就向主考官推荐，水平一般的就直接淘汰）。就在会审团开展调查时，此案的当事人平龄被革去举人身份，投入狱中不久竟不明原因地死去，这无疑使案情更为扑朔迷离。

平龄的同考官邹石麟供认不讳。邹石麟是翰林院编修，应该说对科场的朱、墨卷制度了如指掌，但在这次披阅平龄的试卷时，以为是誊抄人员手误所致，就顺手把错别字改正过来。邹石麟和平龄素不相识，明知故犯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此前科考中多有类似情况，且都没有被揭发，于是自己认为不会有什么过错，就随手改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