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爆发激烈内战，南宋暂时解除了亡国危机，激烈的内战令蒙古帝国分裂为众多小汗国。那种横扫世界的大兵团作战从此成为绝唱，上帝之鞭彻底消除，欧洲基本解除了蒙古的威胁。

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

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再去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

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呢？

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

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

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

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北驱匈奴上千里；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

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

结果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

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肉体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

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汉族皇权集团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黄子孙已没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

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肉体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们江山的稳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华夏民风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炎黄子孙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至少还有冉闵的杀胡令。

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炎黄子孙多次受辱，华夏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知道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

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华夏，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是敌人对华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当下的大唐承袭隋风，隋朝可以说是华夏历史的颠峰时代，那时华夏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没茬找茬的随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诋毁的三征高句丽，最后的结果也是高句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

史书记载：大业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万级，将取平壤，高元震惧，遣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给隋朝朝贡的。《隋书》、《北史》都记载道：“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那时华夏的武力强盛，边塞诗歌也大气辉煌，那时代的军歌精神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满自信。

诸如贺若弼的《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隋炀帝杨广虽然臭名远扬，但是却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曰也。”

华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这么远，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帝王让异族首领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当时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国，是中国民族是开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叹“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突厥的单于已经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觅取战功？

单于入朝谒比起单于夜潜逃来更显示华夏帝国的强盛，不战而威。

华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当李贤提出要为尚武精神，树碑立庙之时，杜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武，谁与相对，灭。

武，谁与不从，伐。

武高则国威，武高则民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