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自经历被杖事件后，张辅的心态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倒不完全是因为他以元勋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皇帝的态度——在朱祁镇心目中，功勋再高、资格再老的大臣，包括辅政五大臣在内，都远远不及王振王先生重要。之后，太皇太后张氏和“三杨”相继去世，另一辅政大臣礼部尚书胡濙又对王振恶行不闻不问，张辅更是独木难支。因而自那之后，张辅亦不再多管闲事，对王振所作所为听之任之。

所以，当兵部尚书邝埜找上门来，说明要求张辅出面对付王振的来意后，张辅极感为难。除了年逾古稀、来日无多的原因外，他尚有另外一层顾虑——

他已经七十五岁，原配所生之子早已经夭折，他六十七岁时，侍姬才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为“懋”。“懋”字有多种解释，张辅取“懋而允怀”之义，表示欣喜之意。作为一位老人，他更多地要为自己的骨肉着想，倘若与王振结怨，一旦自己去世，王振势必会向幼子张懋报复。张辅驰骋沙场多年，凡事都是一意立决，此刻却不由得扪胸长叹。然除此之外，再无任何表示，此即史书所云：“辅老矣，默默不敢言。”

邝埜见到张辅如此神态，多少也明白了过来，只好悻悻退出。他既无法见到英宗皇帝，又请不动英国公张辅，别无他法可想，只能与户部尚书王佐等其他官员聚泣帐中。这几名大明重臣心中百般复杂滋味，有愤怒，有懊恼，也有悔恨——

就在此次出征前，内阁大学士曹鼐曾与部分大臣密谋，计划先暗杀王振，再劝阻皇帝出征，但群臣惧怕王振的权势，无人敢响应曹鼐的建议，以致其谋难以实行。事到如今，真是悔不当初！

邝埜等人已经隐隐预料到即将有恶战到来，这一点，英国公张辅也预料到了。但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不幸大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但震动了天下，还几乎动摇了大明王朝的国本。

土木堡之变形势图

当夜，明朝大军在土木堡布营，人困马乏，士气低落。英宗皇帝朱祁镇一行，则留驻在土木堡狼山上。

八月十四日黎明时分，蒙古瓦剌先锋部队追至，分数路包抄，将土木堡团团围住。朱祁镇一觉醒来，不知自己已被敌军包围，还打算继续行进。然起床出帐后才发现瓦剌军已经从四面合围土木堡，明军要撤退已经来不及了。

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明军饮用水不够，不得不掘地挖井，然而土木堡地势高，天气旱，一直往地下挖了二丈多，依然不见一滴水，遂不得不放弃。土木堡南面十五里处倒是有一条河，可惜水道已被瓦剌军抢先占据。明军经过长途转战，又饥又渴，人心惶恐，一片混乱。

八月十四日晚，瓦剌军开始从土木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都指挥郭懋率众奋力抵挡，拒战一夜。但随着时间流逝，后继瓦剌军不断赶到，围困土木堡的敌军数量愈来愈多。明军困守堡中，又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愈发处于不利之中。

次日是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中秋佳节，大明皇帝朱祁镇不但不能与家人团聚，还在胆战心惊中度过了这个非比寻常的节日。

瓦剌军见强攻不能很快奏效，便假意撤退，希望能诱出明军交战。此时明军已断水两日，兵马饥渴难熬。朱祁镇见瓦剌军开始后撤，立即派使臣前往瓦剌军营讲和。瓦剌军统帅索性将计就计，也派使臣持文书来土木堡交涉，假装同意与明军讲和。朱祁镇不辨真伪，命内阁大学士曹鼐即刻起草讲和文书，并派出通事二人，随瓦剌使臣一同前往瓦剌军营。

大宦官王振天真地以为议和将成，便迫不及待地下令明军拔营，前往堡南河道取水。明军士兵正饥渴交加，听到移营的命令后，立即争先恐后，纷纷跳越营边壕堑而出，阵势由此大乱。

一直在暗中窥探的瓦剌军见有机可乘，立即派铁骑从四面向明军冲击过来，蹂阵而入，如虎入羊群，一边大声呼啸，横冲直闯，奋长刀猛砍明军，一边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

明军甚至来不及拔出兵器，被瓦剌骑兵一冲，立时全线崩溃。将士弃甲曳兵，争先逃窜，互相拥挤践踏，一发不可收拾，死者蔽野塞川。

箭矢如雨般密集，朱祁镇身边的锦衣卫校尉大多浑身中箭，如同刺猬一样。朱祁镇见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惊慌失措，在锦衣卫校尉袁彬和哈铭的扶持下上马，欲乘马突围而出，却始终不得其便。

曾经誓要杀敌破虏的大明皇帝亲眼见到战场惨烈之状，竟浑身发软，不知所措，又见护卫袁彬、哈铭均已失散，身边只有个叫喜宁的太监，便干脆下马据地，盘腿南坐，口中念念有词，等待上天对自己命运的判决。

这时候，一个瓦剌兵奔过来，见朱祁镇的盔甲与众不同，闪亮耀眼，要强夺下来。朱祁镇虽没有反抗的勇气，却不肯将自己的物事轻易交出。瓦剌兵勃然大怒，举刀便要杀死朱祁镇。刚好一个年长的瓦剌头目过来，打量了朱祁镇一番，道：“此人态度异常，看来非同凡人。”于是将朱祁镇擒送到瓦剌首领也先之弟赛刊王营中。

赛刊王盘问朱祁镇时，朱祁镇已镇定了许多，反问道：“子其也先乎？其伯颜帖木儿乎？赛刊王乎？大同王乎？”

赛刊王听到后大为吃惊，急忙骑马去见兄长，告道：“我部下抓来一人，模样不似普通人，且态度非常奇怪，极可能就是大明天子。”

也先开始还不相信竟然能俘虏明朝皇帝，“闻车驾至，错愕未之信”，忙命之前扣留的议和使者查证，经审查明白后，这才知道俘虏确实是大明皇帝。他得了一个大大的惊喜，高兴得大叫道：“我常祝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大明天子乃落我手。”

跟在朱祁镇身边的太监喜宁就此倒戈投降，陆续将明廷内部虚实全盘告知也先，后来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

除了英宗皇帝被俘外，明文武官员如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瀛、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刑部侍郎丁铉、工部侍郎王永和、副都御史邓棨等五十多名文武重臣，都死在乱军厮杀中。只有大理寺右寺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极少数人趁乱侥幸逃出。

公认的罪魁祸首王振并没有死在敌军阵营，而是被自己人所杀。两军交战的混乱中，王振惊慌失措，抱头逃窜，往日指点江山、凌威明廷的豪迈荡然无存。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为了私利留在土木堡的决定，会导致他丢掉性命。历史，就是这样地充满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百转千回，不由得令人慨叹。

逃跑的过程中，王振刚好遇到明京军将领樊忠。樊忠正满腔怒火，一见王振便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亦何一不自他闯祸？我为天下诛此贼！”说罢用手中长锤击中王振头部，王振当场身死。王振亲眷锦衣卫指挥佥事王林也死在乱军之中。

尽管“国贼”王振被杀，人心大快，明军败局依然不可避免。樊忠冲向敌军，杀敌数十人，最后力战身亡。明军士兵四处奔逃，逾山坠谷，连日饥饿，蓬发赤身，弃尸数百里，惨不忍睹。明军“骡马二十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皇帝被俘虏，五十万京军精锐死伤大半，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数月后，明军打扫土木堡一带战场，捡拾瓦剌军队无法带走的明军头盔就有九千多顶，甲五千多领，神枪一万一千多把，神铳火器两千八百多个，炮八百个，火药十八桶，可见此战明军损失之惨重。

滚滚寇氛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大明皇帝竟成了瓦剌的俘虏，无疑是天大的耻辱。明廷当然要避讳，不能说英宗朱祁镇是为瓦剌所俘，在漠北过着俘虏生活，于是就找到一个托词，说他是到漠北狩猎，而美其名曰“北狩”。

英宗朱祁镇的英雄美梦就此破灭了。当战争的烟尘消散，土木堡的残垣断壁依然静静地安卧着，满地狼藉的尸体与兵器，展现着战争的惨烈与残酷，更多的却是不幸。死者的鲜血与伤者的呻吟，犹如一声声哀怨的叹息，绵延而悠长。

不过，故事到这里还远远没有结束。

* * *

[1]石门：今河北遵化西。

[2]月饼为中国久负盛名的传统小吃，但只是一种点心，“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月饼成为中秋节的特色食品，始于元末。传说当时中原广大人民反抗元朝暴政，预备发动起义。为避开元军耳目，起义者事先将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中，传送到各地。到了起义那天，群起响应，如星火燎原。朱元璋以明代元后，便将当年起兵时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由此形成独特的中秋节习俗。明人有大量关于月饼的记载，如沈榜《宛署杂记》：“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酌中志》：“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如有剩月饼，乃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暮分用之，曰团圆饼也。”

[3]临濠：今安徽凤阳，元时称濠州，洪武七年（1374年）才改称凤阳府，辖凤阳、临淮、怀远、定远四县。

[4]刘基：即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刘伯温，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因此时人称其为“刘青田”。自幼聪颖，据说“读书能七行俱下”。十四岁时，赴括城（今丽水）入处州路郡庠读书，“从师受《春秋》经，人未见其执经诵读，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中进士，之后在江西任瑞州高安县丞，为人正直，惠爱百姓，“发奸摘伏，不避强御”。不过他看不起元朝统治者，在《卖柑者言》中称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说他们“民困而不知救，坐糜廪粟而不知耻”。后来在宦海几经沉浮后，干脆弃官不做，居家著书。因“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在当时名气很大。其文章也写得相当好，《明史》本传说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在民间传奇和文学作品里，刘伯温则更是一个传奇，比张良、诸葛亮还要神通广大，甚至能未卜先知，洞察今古，呼风唤雨，乃神仙一般的人物，被称为“帝师”“王佐”，有“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之誉，预言之作《烧饼歌》即被传为是他所写。刘基跟随朱元璋多年，深知皇帝品性和为人，所以选择了功成身退，坚持不当丞相，要归老于乡。他不肯留在朱元璋身边，自然是为了避祸。回到家乡青田后，刘基一直过着隐居生活，从来不跟人谈起他过去的功劳。青田县令一再求见，都被刘基婉言拒绝。有一次，县令换上便服，装扮个乡下人去拜访刘基。刘基正在洗脚，见来了陌生人，连忙穿了鞋子，把来人请进屋，热情地留饭。刘基请教来人姓名，县令只好实话实说：“我是青田知县，特来拜见先生。”刘基大吃一惊，连忙起身作揖，自称是治下的普通百姓。自那以后，再也不肯跟县令见面了。即便如此，最终还是未逃脱朱元璋的算计，被暗中下毒害死。一说为宰相胡惟庸所害。

[5]大明宝钞：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纸币。以桑皮纸制作，方形，高一尺，广六寸“（约合高30厘米、宽20厘米，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纸币），青色，外为龙纹花栏，横题印有“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为八字篆文：“大明宝钞　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壹贯，其下印“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伍佰文，则画钱文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分六等：一贯、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年）始造。由于当时缺铜，于是朱元璋颁布“钞法”，设宝钞提举司，其下再设抄纸、印钞二局和宝钞、行用二库，并于次年以中书省南京名义发行。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又发行小钞五种：即拾文、贰拾文、叁拾文、肆拾文、伍拾文，票面幅面较小。永乐以后，印行宝钞仍用洪武年号，且禁止民间用黄金、白银买卖交易。

[6]由于宝钞纸质较差，难以耐久，且明代纸币只发不收，既不分界，也不回收旧钞（有《倒钞法》，允许以旧钞向国家换新钞，但要缴纳工本费），致使市场上流通的纸币越来越多，宝钞泛滥成灾，发行当年就通货膨胀，贬值极快，人民纷纷弃之。初行宝钞时，一贯等于铜钱一千文或白银一两或米一石（今一百八十八斤），四贯合黄金一两。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前后，纸币时贬时升，江西、福建一带二贯纸钞只能换铜钱五百文。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米一石一度值钞一百贯。永乐五年（1407年），米一石值钞三十贯。明宣宗宣德初年，米价已达到宝钞五十贯一石。宣德七年（1432年），宝钞一贯只值铜钱五5文。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涨到一石值宝钞一百贯，宝钞事实上已不能通行，“积之市肆，过者不顾”。到明武宗正德年间时，宝钞实际已经废止。此后，明朝不再发行纸币。又，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时，曾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官吏枉法受贿者，赃一贯以下者杖刑七十，每增五贯增罚一等，至六十贯（按当时物价合六十石大米，正好是从九品官吏一年的俸禄）以上的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当时府县衙门左边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百姓们称土地庙为皮场庙。有的衙门公案两旁摆着塞满稻草的人皮，为官者见之毛骨悚然。

[7]王保保：元末名将，蒙古名扩廓帖木儿，曾被元廷封为河南王、中书左丞相。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明徐达军攻占大都，王保保自山西退至甘肃，在沈儿峪被明军击败后于至正三十年（1370年）北奔和林，辅佐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元顺帝子），力图光复大元江山。曾于宣光二年（1372年）大破明军于漠北，后病卒于哈剌那海之衙庭。明太祖朱元璋曾经问群臣说：“天下奇男子为谁？”群臣一致推选常国公常遇春，说：“遇春将不过万人，横行无敌，真奇男子也。”朱元璋却叹息说：“卿等以常遇春为奇男子吗？遇春虽是人杰，我尚得他为臣，唯元将王保保，终不肯臣我，这正是奇男子呢！”自朱元璋“金口玉言”夸赞王保保为天下奇男子之后，“民间凡遇有微劳自矜者则诮之曰：‘尝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意思是，在民间，如果有人为一点儿小功劳而骄傲的话，别人就会讥笑他说：“这点事算什么，有本事到西边把王保保抓来。”甚至到后来成了一条流行的谚语。由此可见王保保在当时名气之大。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中也有王保保一角，为女主角赵敏兄长。

[8]据史料记载，明朝的殉葬制度规定很细，哪些妃嫔应殉葬，哪些可以不殉葬，都有明文规定。凡被册封为贵妃等高等名号的，生过儿子并且儿子被封藩的，可以不殉葬，娘家原有功勋的也可“恩免”，其余的皆殉葬。《朝鲜李朝世宗实录》有一段记载了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成祖死后逼殉宫女的悲惨情景：“帝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当死之日，皆饷之于庭，饷辍，俱引升堂，哭声震殿阁。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挂绳围于其上，以头纳其中，遂去其床，皆雉颈而死。”其中有个朝鲜选献的韩妃，临终时对守候在身边的乳母金氏连呼“娘，吾去！娘，吾去！”话声未落，便被太监踢开木床。这些殉葬的妃嫔被吊死后，再送入墓中。

[9]兹录明英宗朱祁镇追封宣宗殉葬宫妃原文：追赠皇庶母惠妃何氏为贵妃，谥端静；赵氏为贤妃，谥纯静；吴氏为惠妃，谥贞顺；焦氏为淑妃，谥庄静；曹氏为敬妃，谥庄顺；徐氏为顺妃，谥贞惠；袁氏为丽妃，谥恭定；诸氏为淑妃，谥贞静；李氏为充妃，谥恭顺；何氏为成妃，谥肃僖。册文曰：“兹委身而蹈义，随龙驭以上宾，宜荐徽称，用彰节行。”又，文中郭爱为真人真事。

[10]殉葬嫔妃死后，都会由下任皇帝追封，并对殉葬宫人家眷予以优恤，如有记录的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等家，皆自锦衣卫所侍百户、散骑带刀舍人进千百户，带俸世袭，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

[11]明代按职业不同将人分成不同的户籍，如民籍、军籍、盐籍（即灶籍）、匠籍、弓兵籍、铺兵籍、医籍等。匠户（匠籍）隶属于工部，不允许他们随意脱籍，必须世代相袭，承当指定的工役。分轮班匠﹑住坐匠两类。明初规定：轮班匠须一年或五年一班轮流到官手工作坊服役﹐每班平均三个月。住坐匠则是每月赴官手工作坊中服役十天，若不赴班，则须月出银一钱由官府另雇他人。这两类匠户在当值以外的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趁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终年拘禁在官手工作坊中劳动的束缚。但是，匠户在身份上仍是父死子继，役皆永充。匠户子弟征入内府针工局习艺者号“幼匠”。匠户除了可免除一部分杂泛差役外，正役和税粮不能免除。

[12]北京按地理位置分五个城区（中、东、南、西、北），每城辖若干坊，坊下有牌铺。总共5城，36坊，101牌，670铺。每铺设铺头，伙夫三五人，统之以总甲。

[13]贡院：中国古代会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最早始于唐朝。贡，就是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贡献给皇帝或国家的意思。北京贡院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原系元代礼部衙门的旧址，位于今北京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现今还有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等路名和地名。但北京贡院并不是中国最大的贡院，南京江南贡院（遗址在今江苏南京夫子庙地区）规模更大，也更为出名，盖因为明代江南经济发达，教育文化水平亦远远高于北方，著名的“南北榜案”即因此而起。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礼部会试，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和吉府纪善、白信蹈等人主考。榜发时，江西泰和人宋琮第一，全榜五十一人皆为南方人，没有一名北方士子被录取。落第举人向朝廷告发说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有意拔擢其乡人。朱元璋大为震怒，命侍读张信等人复查试卷，但北方人还是没有合格的。又有人告发张信等人受了刘三吾等的嘱托，故意将低劣的试卷呈报。朱元璋遂将白蹈倌、张信等处死；以刘三吾年老，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跟着倒霉被充了军。六月初一，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于下第卷中择文理优长者复廷试。廷对中擢韩克忠等六十一人，韩克忠名第一，皆北方之士及陕西、四川之人，赐进士、出身有差。时称“春夏榜”，亦称“南北榜”。

[14]裱褙（biǎo bèi）：亦作“裱背”。用纸或丝织品做衬托，来装潢字画书籍，或加以修补，使之美观耐久。凡裱褙必两层，书画等正面向外者，谓之裱；以无染素纸衬托其背者，称为褙。又，裱褙胡同靠近贡院考场，因而是进京赶考举子首选的居住地。明人汤显祖（《牡丹亭》作者，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明宫奇案》及《青花瓷》）到北京参加科考时，便客居在裱褙胡同，还将此事记入了其著述中。

[15]守制：旧时父母或祖父母死后，儿子或长孙须在家守孝三年。在此期间，不任官、应考、嫁娶等。但所谓三年并不是整三年，而是二十七个月，跨三个年头。

[16]钱塘江大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是因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潮头初临时，江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唐人刘禹锡《浪淘沙》：“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观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迄今仍是当地习俗。

[17]弄潮儿是指娴习水性、技术高超的戏水游泳者，专等钱塘江大潮来临时，于潮头弄水。古代弄潮儿被民间视为英雄人物，可达万众拥戴的地步。